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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盛明:从挑着行李上大学到财政学大家

发布日期:2022-05-10 16:02 点击次数:2882次 字体大小:

2022年4月,九嶷山人才发展论坛“九嶷山英才谱”系列活动邀请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南财经大学校长何盛明教授,进行专访。

 

    

                               谢群桃/图

 

回忆往昔,

何盛明老师娓娓道来,

记忆力惊人,

散发着智者的光辉,

从幼时的穷苦、长辈的教育

到中学屡上红榜,

从挑着担子上大学

到成为财政学大家,

从校长抓学科建设

到财科所所长

发出财政改革的呼声,

从谈及对宁远的感情

到栽培浇灌宁远骄子,

宛若一部波澜壮阔的

《人世间》再现,

何老师炽热的乡情

感动了当天的与会者。

 

    

 

                   壹 走路到道县考大学 挑着行李去读大学

 

在宁远的西部,有一条河沿着山间、稻田、村落蜿蜒流淌,若是不涨洪水的时候,河水总是像碧玉一样清澈纯净,两岸树木倒映水间,“春来江水绿如蓝”“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色令人迷醉。

山添神秘水增灵气,何老师家乡就座落在这条名叫舂水的河流旁,据传舂水河得名于长沙定王之子刘买,1800多年前他被汉武帝封为舂陵候,从何老师的村落顺流而下不到两公里,就到了两河口,舂水和另外一条泠江相聚,汇入潇水。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农村条件艰难,家里跟其他的农民一样非常苦。何老师的父亲更为不易,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年仅15岁,却用稚嫩的肩头扛起家庭重担,带着两个叔叔和姑姑给人打长工,奋斗下成了家,还为两个叔叔结了亲。

1941年,中华大地烟烽四起,何老师出生了,头上有两个哥哥。何老师从小学习刻苦,上课很用心。家里穷,买不起灯和洋油,他父亲从后山上砍下枞树枝,把树皮拔下来,做成松木枞膏,晚上就点着枞膏溢出来的油脂照明学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枞膏燃烧时烟雾袅袅,一个小孩子在微光下发奋苦读。

 

    

 

聪慧的何老师学习成绩优异。宁远人重教崇文,他的家族吃清明时,有一个规定:不管是谁家的小孩,学习成绩好的跟长辈坐一桌。小小年纪坐在主桌,何老师窘迫紧张,不敢说话,只能听长辈们教诲。长辈教育他,你要学何绍基,何绍基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晚清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何老师说何绍基虽然人在道县,但是一个家族的人,是何老师爷爷的堂兄弟,长辈要求他学何绍基的做人、书法、做文章。从此在何老师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努力学习的种子。

在做人上,何绍基起了一个偶像的作用。而何老师的父亲言传身教,才是身边的榜样。父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秉承了舜帝传承下来的文化和为人之道,做人堂堂正正、正正派派。

“不能损人利己,从小就被教导不能损人利己,这是做人最要紧的东西。”何老师说了一个父亲教育自己的事例:我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面产蔗糖,蔗糖做好后放到我家仓库里,有一次我拿了一块糖吃。父亲看见了,马上说这是公家的,是大家的。然后从自己家拿一块补给公家。父亲告诉何老师,这是公家的不能吃不能拿,这是家里面的可以拿。

这种教育很重要,何老师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做人起码要做到不能损人利己,现在犯错误那些人都是损人利己,贪污犯也好,贪腐分子也好。宁远有这么个文化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做人也不坏。这个很重要。

长辈的教育,兄嫂的帮衬何老师一直铭记于心,何老师认为自己学习的动力来自于长辈的教诲和兄弟姊妹的鼓励。

年纪稍长,何老师考上了县里面的养正学校,这是一所在省内很有名气的私立小学,要收一些学杂伙食费,家里穷,何老师忐忑不安。当时,两个哥哥已经长大成家,父亲去问他们:你们最小的弟弟读书要不要继续?看看你们的意见。

而两个哥哥阿嫂嫂毫不犹豫,说我们再苦再穷也要让他上学,放心好了。何老师听了很是感动。

后来从养正学校考到一中。初中高中读了6年。每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中桂花树下会贴一张红榜,能上榜的都是优秀生,全校共20名,可以免学费。每年何老师都在红榜上。

桂花树下“唱榜”,是入秋学一件热闹的事,上榜学子光荣莫名,颇有“几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一中知”的感觉,初入学时,说话就脸红的何老师在学校无人知晓,红榜一张,同学们四处打听何盛明是谁,一下就成了名人。

初中临近毕业时,对宁远的穷苦学子而言,考衡阳师范是一个好选择,让家里减轻负担,还可以早点出来教书补贴家用。老师亲戚都建议何老师考师范,而有远大志向的何老师已经有了考大学的目标,家人也很支持,于是继续上高中。

当时宁远一中的校长是金键,从原酃县(现炎陵)的副县长调任而来,组织希望他到这一个“千把人的学校,来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学校这块阵地很重要,将决定建设好坏,国家的兴衰。”

在金建老校长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宁远一中有一批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的骨干教师。他们或是学有专长,经验丰富;或是勤恳工作,刻苦学习。我们很快交上了知心朋友,像郑国栋、廖建仁、蒋兆龙、许家建等许多老师,对我的工作支持、帮助很大。不久,刘碧清同志调来了,我早知道他是国师的高材生,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是领袖人物,还有从常宁一中调来的曾子郴老师。记得一次校长会议上,有人提出曾某教学不错,就是不好领导。他陆大毕业,当过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科长,在四川起义后,埋了几座大炮。我当场表示,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人家向党交待,就是对党的信任嘛。我不怕大炮,欢迎他到宁远一中来。青年教师周景棖,从育群高中毕业,平时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居然成了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数学教师。还有埋头苦干的胡兴瑞,业务熟悉的乐兆信,书法精湛的方勉之,画虎有名的欧阳华中,中医行家的校医肖启瑞,都是一些难得的人才。”

这些老师何老师记忆犹新。高考选报学校时,金校长建议何老师考清华大学,因为何老师数理化很好。可惜体检时何老师血压高,不能考理工科,只能报考文科。

于是,很有名气的教导主任刘碧清,长沙人,建议何老师去考中南财经学院,这是一所教育部的重点大学,1958年改名湖北大学。

高考时宁远一中没有考点,要到道县一中考,当时交通不便,何老师和同学们走路去道县。何老师说,背着行李晚上出发,走了好长的路。考了两天,然后又走回来。但是何老师从小吃苦不怕苦,考得也满意,来来回回并不觉得累。

“然后很顺利地考上大学。”何老师说。考上大学,何老师第一次离开宁远,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一个人挑着行李,到了武昌走进湖北大学。

 

                   贰 毕业论文获称赏 兜兜转转回武汉

 

懵懂少年进了大学,选了财政信贷专业,还不清楚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没想到第一堂课,何老师的兴趣来了。这堂课讲科学社会主义,老师讲共产党宣言,讲科学社会主义,说欧洲的上空有一个幽灵游荡,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成幽灵,很有意思。

然后,何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产生了浓厚兴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有了理论基础后,开始上财政信贷学专业课,然后去银行和财政预算处实习。毕业时,财政部委学校给培养几名财政信贷专业教师,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要把最好的学生分配到学校当教师。学校从财政和银行专业挑了几个毕业生出来,进行专门培训,就这样,1963年,何老师到了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当教师,当时到学校的还有很多人大北大清华的毕业生。

 

    

                         刚毕业的何盛明老师

 

到中央财经学院后,不能先上讲台讲课。1964年,学院安排何老师给62级做辅导老师。

到了北京,何老师没有四处游山玩水,周末休息时不出去,在宿舍看书学习充电。

系主任观察后,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优秀,之前何老师档案里的论文也让主任眼前一亮,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档案内评价很高。

在湖北大学写毕业论文时,要去图书馆找材料。图书馆设置了论文咨询部,指导学生写论文。顶尖人才都藏在图书馆,何老师过去咨询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扫地僧”,鼎鼎大名的原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经济学知名教授马哲民。马教授是权威,全国到处讲课。

 

                            

笔者注:马哲民,男,湖北黄冈人,民盟盟员,先后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及日本早稻田大学,1953年由广西大学调入中南财经学院,担任院长,研究社会学。著有《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论》、《帝国主义基础知识》、《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论抗战建设经济问题》等书。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1980年平反昭雪。

 

马教授问:写什么论文?何老师把论文结构给他看看,嗯!这个题目好,这是学财政的根本问题,你坐在这里,我给你找材料。

找了最好的政治学,国家学说社会学说。一共找了好几本,却都不是财政学的。

马教授说,现在那些财政学你不用看,把这几本弄懂。搞清楚财政跟国家的关系。国家是管理者,财政是国家的,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这些东西搞清楚了,再通过不同国家性质的比较,社会主义财政本质就出来了。

把论文写出来以后,评价很高,记入了档案。

 

     

                        工作伊始的何盛明老师

 

系主任综合衡量后,决定让何老师试讲一节课。吩咐何老师用一个礼拜备课。备课的时候何老师动了脑筋,他不仅是拘泥于财政学内容,还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及经典著作,都融合在讲稿里面。准备充分后,试讲,听课的有学院的领导、副院长、教务处的老师以及老教师,黑压压一大堆人。没想到平时说话都脸红的何老师上了讲台却一点不慌张,有条有理讲了一堂课。单位结论:明天你就准备给62级讲一堂课。

讲了一堂课学生们反应也可以,觉得比之前上这门课程的老师还好一点,干货很多,收获很大。

1963年同一批进校的老师中,何老师第一个试讲成功了,一下就闯开了。年轻老师都很惊讶,说你这小子怎么回事啊?然后就传到母校去了。

母校当时的主任叫谭寿清,号称中国的货币大王。

 

                             

笔者注:谭寿清,男,湖南澧县人,民建会员,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1953年由湖南大学经济学系调入中南财经学院,贸易流通信用教研室。研究货币理论、新中国货币的矛盾与职能,被称为“货币大王”。著有《货币与黄金》、《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关于人民币本质的若干问题》、《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经济学说史纲》、《当代西方及其它经济理论思潮》等著作。

 

他听了后很高兴,给何老师写了封信来表扬。后来还派老师来学校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听取反馈意见。学校反映人很不错,你们学校培养的人理论功底很深,基础很扎实。

1964年,中央财经学院系里面安排何老师跟姜维壮教授写教材。

 

                           

笔者注:姜维壮,男,1923年12月出生,山东龙口人,中共党员,1949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财政理论奠基人之一,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辽宁财经学院财金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过科研所长、科研处长等职务。201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95岁。2020年11月6日,中央财经大学71周年华诞之际,原创大师纪念剧《姜维壮》首次正式演出。

 

姜教授是何老师所在的教研室最厉害的老师,苏联博士。还安排何老师1965年正式上课。

后来要搞社教了,学校研究到运动当中去培养,让何老师任“四清”工作组组长。

1965年何老师入党, 是一个年级的主任,管两个班。文革分成两派,何老师管的两个班也自动分成两派。当时何老师和同学们吃住都在一起,又辅导又一起生活娱乐,关系非常好。这样,不管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两个派都拉何老师。

何老师说我什么组织都不参加,我已经参加党组织了,你们的组织我都不参加。结果被批判过,但是没挨斗,就这么过来了。

何老师很遗憾当时的岁月,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年闹饥荒饿死人了,1963年1964年刚刚好起来, 1965年就批判三家村,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黄金时间。

后来学校停办,毛主席讲理工科要办,文科学校就解散了。财经学院遣散教职工,大家自由选择,可以回家,可以到农村到工厂什么都可以,何老师选择了甘肃天水一机部长域开关厂。

一到地方,发现荒凉得很,黄土高原没有水,工厂的影子也没有。只能住在一个老乡的院子里,白手起家按照图纸建厂,白天劳动扛水泥,搞了5年厂子建设起来,后来盈利了,现在是上市公司。

何老师在厂里干了政工科长财务科长,1975年邓小平搞企业整顿,还搞过整顿办公室主任。对工厂的生产流程,工艺流程、技术、管理、销售,整个过程都有了解,以及这些流程怎么在财务上面反映出来,也都清楚。

对搞财政学的而言,这些实务很有好处,研究财政就是研究企业,不懂企业搞财政也不行啊。

在工厂待了6年,学校恢复了。母校中南财大要教师,碾转联系上何老师,学校问何老师愿不愿意回去,何老师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全家就到武汉去了。

 

         叁 每月搞一篇论文评上高级 当校长抓出10个博士点

 

1976年,何老师重回母校当教师,然后当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回到母校,生活困难,何老师写点稿子挣稿费。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只有小孩睡了,才能写论文。

何老师写了一篇《财政跟国家的本质联系》的论文,在《财政研究》上发表了, 寄来108块稿费。当时两口子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何老师五十几块,爱人30多块钱,加上一共99块钱。何老师爱人和传达室里看见汇款单的人都说,我们还没看到这么高的稿费。

从那以后何老师每个月搞它一篇,生活就改善了,可以在街上买点烂水果削削,何老师说还挺好吃的。

1982年开始,学校评高级职称。歪打正着,要求必须有研究成果。

去评审时,何老师研究成果列了一个大单子,还抱了一大摞实物到系里面。结果比何老师资格老的,他当学生时就是老师的,却一篇文章都没有。

校评委按照评高职称的苛刻条件,说只有小何一个人够条件,他的成果在这里,教学的水平摆在那个地方,课时很多,评高级毫无问题。那些评委也不认识何老师,看着何老师的优秀条件,跟时任副院长谭寿清说,没有想到你们财金系还有这么一个人。

何老师非常开心,成为第一批顺利通过的高级职称副教授。非常好,感觉一辈子非常满足了。一直以来,何老师很羡慕那些老教授。更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一来,马上来个干部四化,要求干部年轻化。时任财政部的老部长做了个报告,对干部任职条件提出要求,要有高级职称,是党员,还有基层工作经验,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并特别提出年轻化。

按照这个条件,一批人选来选去,有的年龄大了,有的不是党员,有的没有高级职称,从名单上排下来,符合条件就何老师一个。

最后又在礼堂投票,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参加,票数都集中到何老师。

当时财金系是中南财大最大的一个系,人最多,各方面都不错。何老师当时42岁,觉得自己太年轻。组织部门经过左右衡量对比,最终任命何老师正职。何老师还蒙在鼓里,1984年1月份,过了春节,财政部党组派司长去找何老师,看了任命书,校长,这是一把手。何老师很忐忑,说这真的不行,我干不了,感谢组织的信任看得起,你拿回去、退回去吧。

司长说,你是不是党员?党员就得服从组织啊。没办法了,何老师说自己“就这么稀里糊涂当了校长”。

当了校长以后,何老师一个个的去请教老教授:老师,他们硬要我来干,您说怎么办啊?这学校怎么治理?

老师们都很感动,还从来没有校长书记来征求我们办学校的意见。年轻教师都是老教授的徒子徒孙,把教授团结好了,那不都团结好了吗?

请教完以后,何老师就琢磨学校办学的理念,认为大学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等人才,以学生为本,一切工作都为学生成才服务,怎么培养成才呢?学科建设。这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学科建设的动力是什么?就得依靠学术梯队、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每个项目、每个专业都有学术梯队,有学术带头人。

办学理念形成了,召开常委会,何老师一上来就亮明观点:在座我是最年轻的,还是校长,怎么办学,我先发表意见: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依靠学术梯队、以学生为本。

有常委老师就说:这个言论过去反右的时候听过。

何老师说反右的时候,我还没上大学,1957年我还在读高中。我一条一条跟你们讲,你把党看作什么,把党的工作放在什么位置?党在学校,就是为党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目标。你们说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为培养人才服务,培养学生服务的?

学科建设好了,资质就硬多了。依靠教授办学,右派言论有什么?依靠教授办学有什么不对?群众路线在学院来说,依靠教授办学,那就是群众路线。我上学的时候,把学生搞那么多右派,这怎么行呢?

大家没有话说,都同意了。

学科建设很有成就,何老师1994年到北京,当了11年校长。上任时1个博士点没有,任校长一年,1985年就建成4个博士点,离开武汉时建成10个博士点。

 

    

 

有一次,在武汉开会。武大校长、华工校长、华师校长聚在一起,校长们很惊讶,向何老师取经:老何你怎么搞的?你这是一批一批搞博士点,我们多少年了一个博士点都搞不上。

何老师没有藏私,大大方方地透露:没什么大法,就是学科建设抓得比较死。我一个学科一个学科过,找老教授、系主任一起座谈,分析你这个学科在全国同一学科当中,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有优势把优势进一步发挥,不足的补短板。

中南财经大学的师资力量,跟人民大学同时成长,老教师都是人大研究生出来,受苏联专家培养,资源很好。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南财大教授和副教授人数高达百余人,其中拥有海外经历的就有50多人,这在全国高校是不多见的。

 

比较分析以后采取措施,通过几个途径培养师资:一是理论联系实际,派教职员工到实际部门挂职;一是送年轻骨干到校外读博士;还有送到国外深造。增强了各个学科的学术骨干。

当时经济财政困难,很多单位需要创收维持开支。何老师为了保证骨干们专心做学问,明确规定:这些人谁也不能动,不能创收,在分配上予以倾斜,高于平均水平,为骨干创作写论文写专著创造条件。因为学科建设,没有专著论文,评教授博导都不行,这是硬条件,何老师很有魄力抓得很死。

中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非常出名,教育部组织评审打分,97.5分。跟人民大学、社科院的分数不相上下。

1995年何老师在国务院学科组评全国博士点,评一级学科。评委们说老何你这么厉害,你们学校博士点这么多?何老师说我不在学校啊。评委们说这都是你在那干的。何老师则谦虚地说都是那些教授们干起来的。

当了11年校长,10个博士点,带出一大批国内闻名的学术骨干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万千桃李。在何老师培养的学生当中,正部副部省厅级干部很多很多,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生们很感念何老师,经常用一句朴实而深情的话说:“何校长是我们学生真正的校长。”如今,学生在一起三三两两聚会时,一说到校长就给何老师打电话,表达对老师的感怀之情。

何老师以学生为本,体现在很多方面,伙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中南财经大学最有名的是伙食最好。何老师上学的时候,饿得不行。当校长了,就想学生们十几岁来上学了,什么都不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不给他吃好,怎么行?他父母也不放心。那时候何老师就做决定了,学校拿出一笔钱补贴食堂,而且跟肉联厂关系还挺好,东西买得便宜,这样学校伙食很好,肉放开吃。

到现在学生们给何老师打电话还在怀念食堂。何老师说看到十几岁的新生到毕业的时候长得很高、很大啊,心里就十分欣慰。

 

               肆 为财政改革大胆直言 大思路推动财政统一

 

1994年1月,财政部党组决定调任何老师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何老师注意到,每一年的财政会议,财政部原部长王丙乾做总结时都提出增收节支的措施没有实现,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中央财政十分困难,财政部日子过不了,国家机关的工资发不了。财政部连续三年向广东沿海一些开放发达城市借钱发工资。

这怎么得了,何老师就琢磨为什么会出现“支出下不来,增收又不乐观”的问题?为什么财政部采取的措施总是落空?他觉得这是财政大思路问题。

何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源: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放权让利,有不恰当的地方。放权让利,给地方放权,给企业放权,可以增强活力。但是给部门放权就出问题了。80年代末期搞大包干,各个部门有财权,有分配权。何老师认为,这样一来,中央每个部留存了大大小小的财政款,国家的财政部不空才怪了。

何老师认为,国家财政处于被肢解的困境,根本原因是“财政不统一,财政已经被肢解了,各个部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财政部。”并提出“财政不统一,政权就很难得统一”的观点。并在财科所所长的位置上,把题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统一的政权》的文章发表到《真理的追求》杂志上面。

这篇文章一下子轰动了。很多人感慨:这小子怎么这么敢说。颇有种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何老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为大的国家战略,中央的战略提出你的参谋建议,要站在全局、泰山之巅看问题,一览众山小,而不能拘囿于一个部门,才能搞好国家的财政工作。

在所长的位置上,何老师居安思危,改革开放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厘清,存在失位现象。

那么,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总得有个大概的分工。何老师由此提出著名的观点:“政府跟市场就是推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我们否定市场经济,完全是计划经济,所有的分配由国家把握,企业想建个厕所,要报项目,不报的话,厕所都不能盖。

所以政府跟市场关系没撇清,两个轮子没有形成,政府代替了市场作用,自己该管的你没管,比如公共服务,市场和政府哪个轮子大了,都不行,要取得平衡,才能够有序发展。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定位财政的职能。

何老师提出的“两个轮子”的理论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大王传纶教授看到何老师发的文章后,很高兴,说我觉得这个厉害,搞得好,从整个国家形势,政府与市场的角度来说明财政怎么发挥作用。抓在了点子上面。

 

                           

笔者注:王传纶,1922年4月-2012年9月13日。1938年,16岁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并)第一届经济系学生,在联大被誉为“五才子”之一,称:“湖北朱(光亚)、安徽杨(振宁),外加许(渊冲)二王(王传纶、王希季),理文法工五堵墙”。“五堵墙”者,难以逾越之谓也。当时,经济系课程设置几乎全部复制英美,很多课程直接使用英文教材,教师授课也是中英文杂糅。这种格局,使得战火中的中国学子们能够在学术上与世界顶尖学府保持同步。1947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48年底,王传纶负笈英伦,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格拉斯哥大学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任教而享有盛名。1951年秋,王传纶回到清华。195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广东、深圳那边有人提出了“大市场小政府”的观点,引起了何老师的深思。

何老师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经过三个月的研究,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国外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他们的市场与政府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研究发现:国外100多个OECD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没有政府协调会出问题,因为市场发挥机制是唯一的,光讲市场,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悬殊了,那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跟西方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国家地区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部门差距很大,这个东西谁来协调?谁来做这个工作?只有政府,市场管不了。因为市场不会做亏本买卖,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所以不能是小政府,应该是强政府。当然,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的,要还给市场。政府主要是管公平的事情,市场不公平那就是无序竞争。政府资源在配置过程中也得讲效益,也得按市场的规律来配置。

财政资源的配置要强调效益!何老师针对目前的国内的隐形债务问题再次对此原则进行了强调。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隐形债务。

隐形债务看不见。这个数字越来越大,债务危机是财政危机。

那么债务是怎么产生的?何老师分析认为: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投资与融资未同时协调好。

何老师说,应该把五年规划的投资规模、结构和融资的规模、方式做相应的安排,统盘的研究,才有一个总平衡,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债务风险。

何老师对目前的矛盾深有体会。1964年,何老师在中央财经学院当老师时,听过周总理关于计划与财政关系的讲话。

周总理讲:财政跟计划,计划跟财政是什么关系?是相互框的关系,计划的盘子跟财政盘子要一致。

因此,何老师观察十四五规划好,十三五规划也好,发改委拿出来计划以后,财政部和银行要说话,要算账,要看管融资的能不能承受。何老师一再强调搞财政看问题、分析问题、观察问题,应该站到国家这个高度,国家战略这个高度来看问题,财政部门才能主动,才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时光荏苒,何老师今年81岁了,岁月波澜壮阔,事业屡有建树。回首往事,何老师饱含对家乡的浓浓感情。舜德文化传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宁远人。论对人才的培养,何老师是一棵参天大树,结下了万千果子。有些弟子在中央部门或省级部门任司局级领导,有的成为高校知名教授,有的成为中央部委的智囊顾问,还有的成为央企总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结尾

 

                             何老师的话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忘宁远的山山水水

 

                          

 

我这辈子在学校干了个十几年,当校长十几年,很累,但是很开心,最后学科建设确实有建树,学生成了现在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所以我感到很开心。

我们不求当多大的官,发多少财,但是我们做人堂堂正正正正派派,做人是第一位的。这个钱赚多赚少,官多大大点小点都无所谓,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心安理得就行了,这样人也能够长寿一点。

想想我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为我的父母尽孝。我干了一辈子教学,做自己的事情,在研究上有些想法,在搞教育培养人的上面也有些想法,这些想法究竟对不对?合适不合适?留给大家评判,让时间来做总结。未来的精英,肯定将来要大大的超过我们这些老朽,以后的国家的发展、前途都在你们身上。

我们去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事情,贡献也好责任也好的同时,要始终不忘记故乡的山山水水,那个地方养育我们成长起来的。还不能忘记我们父母,没有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恐怕我们也出不来。

 

1.社会兼职

 

原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则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原中国金融学会、原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2.人生经历

 

1963.7 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本科毕业

1963.8--1970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任教

1970--1976.5 甘肃天水一机部长域开关厂 科长

1976.5--1994年 中南财经大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校长、教授、博导

1994--2001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2001年--至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导

 

 

何盛明教授是我国有重要影响的财政学家,为财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研究方向是财政理论及政策研究,发表学术专著、论文达200万字以上。除主编《财政研究》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外,还撰写了《财政调控机制研究》《财政学》等专著,主编《财经大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税新知识》《中国财政改革20年》等著作,并发表《政府应做的,就是财政要干的》等多篇学术论文。

何盛明教授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对教育事业更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我国财经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担任行政职务,还是担任研究生导师,他都注重培养青年教师和学术梯队建设;强调对研究生基本理论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倡导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财经类高级人才的培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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