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在蒙特利尔召开并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希望以此来指导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自1992年联合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积极努力，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资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为此，我们除了投入公共财政资金外，还要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1. 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型投资基金和公益型基金的引导作用。一是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首期基金总规模88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充分体现了绿色基金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特点。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处于初期阶段，资源环境价格偏低，社会资本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需要政府进一步发挥引导带动作用，设立生态环保领域政府引导型投资基金和公益基金，解决特定领域项目融资难题。

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国率先投入15亿元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也极大提振了国际社会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信心。具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公共财政资金为引导，吸引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进入，比如在双碳目标下，可以引导化石燃料相关的项目投资专项清洁能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当然，除了财政支出、税收、补贴等政府相关的融资工具外，还要继续发挥诸如债务、权益工具、众筹、社会影响力投资、私人担保、绿色银行、生物多样性抵消额度等市场性融资工具的作用。

2. 发挥政府绿色采购的引导作用。政府绿色采购可通过其庞大的采购规模和多重传导机制，有力带动绿色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供给，形成采购与生产之间的彼此促进与良性互动，拉动绿色消费，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绿色采购对形成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引领示范作用。消费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大循环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开始进入消费全面升级转型阶段，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对培育新消费模式——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二是深化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议加强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财政部等其他相关部委的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国家经济计划、金融政策工具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协同作用，促使政策与实施、技术与创新相互联结，把政府绿色采购融入到具体的经济、环境政策中，共同制定协同推进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的行动计划，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工作路线，形成联动机制，从国家层面推行深化政府绿色采购的具体举措。

三是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应充分发挥法律、政策、战略的引领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向市场传递长期价值信号，形成良好的政策导向和倒逼机制。

四是开发系统工具方法，建立政府绿色采购技术体系。标准、工具、创新的技术体系是加速推进政府绿色采购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五是应进一步发挥环境标志与政府绿色采购的协同作用，强化中国环境标志引领作用的长效机制。

3.通过PPP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发挥政府投入的带动作用，探索通过PPP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公益林，符合条件并按规定纳入公益林区划的，可以同等享受相关政府补助政策。

一是非国有保护区和保护区的共同管理。保护区可以由非国有实体（如原住民/或当地社区、私人或公司或者这些主体的组合）来治理（在许多情况下是由这些非国有实体来拥有和管理的）。在某些情况下，双方可以签署一系列协议开展公私合作，私人资本可能进入非国有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因为私人资本可通过获取门票收入或者生态旅游收入。在非国有保护区，国家通过免除土地购买成本吸引私人资本投入，保护区管理费则在国家与非国有实体之间分摊或者完全由非国有实体承担。

二是开展股权意义上的公私合作。政府和私营部门不仅在管理、金融等方面开展合作，也可以通过建立特殊目的工具（SPV）的方式来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方式是一种更深入的、更紧密的合作，是一种股权意义上的合作。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共同设立公司投资农业、水利、林业等领域，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长期合作关系，改善环境质量，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