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构建起一套新的认识论基础。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叠加蓬勃发展的数字科技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逻辑、运行逻辑、治理逻辑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去采取的基于事实与结果的传统分析框架以及基于过去和现在的预测方法在经济领域已经不再适用，必须从风险的转化与演变来看待各类经济问题。可以说，公共风险已经逐步成为了我们分析经济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物，需要更多根据风险情景来采取基于预期和行为模式的政策措施。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同样需要导入公共风险思维，注重区分微观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风险，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责任。

当前经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严峻，这是因为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这种大变局又在快速变化，叠加蓬勃发展的数字革命，促使经济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以及原有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一次扰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全球的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三层因素叠加，导致整个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短期性变化，而是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发展的逻辑、运行的逻辑、治理的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新形势下，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金融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当前现实，更不要说指导未来实践，所以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方式，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逻辑和分析框架，来观察当下的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如果再抱着老一套来观察当下、预测未来，可能会看得很迷糊，甚至会陷入巨大的风险中，错失良机。从这点来讲，我们谈当前经济形势，其实不是谈几个数据的问题，而是说当前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金融稳定以及金融风险防控，其内在的新逻辑是什么？这需要深入探讨研究。如果没搞清楚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制定出来的政策、想出来的对策，可能会出现严重偏差。

这个问题再往深层去探究，就涉及哲学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怎么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怎么认识金融？这是哲学上的认识论。这些跟刚才讲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逻辑、金融稳定的逻辑都有内在关联，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新的认识论没有突破，就很难构建出新逻辑，想出新对策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今天所谈的不仅仅是对策性话题，也不仅仅是将相关数据做一些关联，判断短期形势，那样对于决策的意义不大。我想做一些深层次交流，而不局限于对当前宏观数据的解读。因为当前的宏观数据，可以说越来越好，同世界来比，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怎么去看待这些数据？用传统的分析框架和传统的标准去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常规指标表现都不错。经济增速往上走，大家就觉得好，经济增速往下跌，大家就觉得不好。好与不好，都涉及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内置一个判断问题的标准，但这个判断标准一般不会说出来，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而把判断过程全省略了。这需要我们自己去琢磨。一个结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它的逻辑依据是什么？看待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十个经济学家往往有十一种观点，不像自然科学、数学，结论是唯一的。所以说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当前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是按照传统的分析框架去描述的。

 

一、如何看当前经济形势 

 

（一）传统分析框架：基于事实与结果

传统的分析框架是什么样的？经济学从过去到现在，有五花八门的流派，最终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政府派，政府干预发源于凯恩斯，认为政府需要干预经济；一个是市场派，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都是偏向于市场的。而经济又永远离不开政府和市场，所以这两派合起来又是一派，都是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对立而形成，不过纠结于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在这个大逻辑上它们都是一派的，我称之为实体派。

实体派用的就是同一个分析框架，即实体分析，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思路构建的理论。至今为止的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之上的，即用牛顿经典力学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世界的方法来构建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像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一样去研究经济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

传统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事实与结果去研究问题。事实与结果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至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基于这种事实与结果，假设有一种内在规律在其中，做趋势外推。就是把经济世界看成像大自然一样的客观世界，认为这个经济世界像大自然的客观世界一样，有一种确定性作为前提，可以预测。我们大量的分析预测都是建立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

既然经济世界是客观的，是有内在规律的，那么人只能去反映它，只能被动地适应它。我们在观察经济形势时，只能说这是客观经济形势；平时听到一些新言论时，有的经济学家会说，我们要理性对待。客观、理性是我们脑子里抹不掉的基本概念，总是在强调和强化它。言下之意，就认为我们身处的经济世界是客观的、确定性的，有一条我们不知道的轨迹，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那条轨迹，找到规律，然后顺着这个轨迹往前走。这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古典物理学思考问题的方法。

从科学角度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把古典物理学的认知搬到经济世界中来，那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是宿命的，因为近代物理学、近代科学就是宿命论。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不能改变，那就是宿命论，也就是命中注定的结果。按照这种经典科学的认知，有规律不能改变，就只能被动适应。实际上，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发展，自身也打破了这种认知。这就是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之间的争论。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就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反复研究证明“上帝就在玩骰子”，认为不仅仅我们的经济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大自然都是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按照经典科学的思维，实际上也是宿命论的观点，以此去认识我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那么我们的认知实际上就被这种经典科学思维束缚住了。

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是一群人的活动，有很多人类所不能改变的条件，比如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但是经济活动毕竟是由人构建的，所以我们看待经济形势，就要从“构建”的角度去认识，而不能按照传统的经典科学思维去认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改变，比如物价在上涨，我们只能去适应。它为什么上涨？这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造成的。但这种物价变化，肯定有一个从个体到群体转化传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如果把当前经济形势当成是客观的去分析，像自然界一样无法改变，那只能被动适应。但在现实生活中，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因为有了信心，经济就可能会有积极变化，这点取决于我们的信心，取决于我们对经济的看法。换而言之，就是取决于“情景预期”。所以，传统的经济形势分析，更侧重于用物理学的方法，制定政策措施也是用物理学方法。物理学的方法是一种实体方法，如果仅仅满足于用实体的方法，不考虑市场的信心、预期，那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此是无关的。从现实来看，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可能与信心、预期无关，它们是相互强化的，可能朝着积极方面强化，也可能朝着消极方面强化。

药物研制要搞双盲实验，其目的就是要排除人心理活动的影响，来证明这个药物的有效性。现在一些宏观政策好像也遵循这个逻辑，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应用这个政策后，经济形势就变了，就像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这个药身体变好了。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片面的。中医的治疗绝不仅仅是考虑双盲的办法，甚至针对有些病可能更多通过心理去改变你的内分泌，进而改变你的生理状态，它应该是综合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学现在要排除主观因素，一味强调客观，把主观和客观完全对立起来了。其实，量子力学已经打破了传统哲学的这套话语体系，比如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等等，这套话语体系在量子力学面前无法成立。

之所以讲这些，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怎么来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现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就要看经济增长如何，看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指标，再看物价、社融、居民收入增长等。把这些数据进行关联，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种分析方法现在越来越不适用了。现在做投行或市场领域的一些研究机构，分析行业形势、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就是用这些指标数据来画一些图，或用模型做一些关联分析来得出一些结论。但是解释的原理、所用的逻辑都还是传统的，我看这些东西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因为它的前提有问题。我们现在用的分析方法，定性的、定量的、各种模型……其实都是实体分析方法。实体分析方法就是物理学的实验科学方法，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基于历史数据做线性外推，再复杂一点做非线性外推，用非线性模型去预测下一步会怎么样。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用处，但整体来看，是基于过去判断未来，我觉得这种认识方法在经济学领域越来越有局限性。

从过去和现在去看未来，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未来是在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如果未来不在现在和过去的延长线上，就像几何学，一条实线画到这儿，未来是虚线，那虚线是怎么延伸的呢？是沿着这条实线直接去延伸还是拐了个方向去延伸？未来是一条虚线还是无数条虚线？我们现在做的研究，是假设未来是沿着这直线斜向外推，那条虚线跟这条直线是对应的。再复杂一点，假设它可能会拐弯，这条虚线也变了方向，也就如此而已，没有太多变化。

从现在去看未来，只有知道了需要达到的目标跟哪条路相关联才能选择，否则选择就是盲目的，就跟赌博一样。可能蒙对了，能达到你的目标，也可能完全选错了，背道而驰，离目标越来越远。所以从现在去看未来，有巨大的盲目性，看不清楚，不知道应当怎么办。现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是把基于牛顿经典力学形成的认知模式搬到了经济世界里，以至于到现在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危机从来都预测不到，比如没有人预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如果有人说预测到了，那可能也是蒙对了，因为预测是要有一套逻辑的。

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以现有的分析框架去认识经济形势，局限性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无法判断经济走势。判断经济走势这个命题本身的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经济走势像天气一样，经济学家就是在做天气预报。其实经济走势会怎么样，取决于当下我们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去引导。这一未来趋势不是客观的，而是我们构建的结果。如果不从构建的角度来说，而是把经济当成客观的去进行理性分析，这种理性崇拜会导致我们在认识上出现很多误区。现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就是抛弃了所谓纯粹的理性分析。传统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就是纯粹理性，赫伯特·西蒙说理性是有限的，从管理学角度开始注意到理性的局限性。其实到现在，我们会更多考虑非理性的各种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毅力、理想、信仰等，这些因素对事情的成败往往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基于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是对过去理性崇拜的一种反思。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日常离不开的一些基本概念，用在当下我觉得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过去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传统哲学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的。现在的经济学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学，所以越来越有局限性，因为现在发展进入新阶段，进入第三次革命也就是数字革命，整个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变化。

当前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归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我认为现在的数字革命，其实是并列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第三次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革命。它不是在工业经济逻辑下的技术革命，它带来的是整个经济社会基本架构的重新搭建。企业的架构、经济的组织形态以及金融的组织模式、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都将在数字革命趋势下发生改变。全国政协曾经组织过一个活动，去看蚂蚁金服旗下的一个网上银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时我们感觉这就是未来的金融模式，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从物理空间转到了虚拟空间，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对客户信用风险的判断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现场尽职调查，而是依托于大数据，依靠智能风控模型。所以，它变成了另一类金融机构，没有实体的分支机构，没有网点，没有信贷员，只有大量的技术研发人员去维护智能风控模型的运转，不断地让它迭代升级。它所有的业务都在虚拟空间完成，不需要见面。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无接触的金融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传统物理空间的操作成本全部省下来了。成本降低了，原来不可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了，比如对长尾客户，就是那些个体户，需要的资金规模小，几万元、十几万元、几十万元，但是频率很快，用几天、一两个月。对这样的长尾客户，大银行采用传统的实体模式无法操作，因为风险无法掌控，成本极高，这就成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世界性难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但数字金融就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以后金融模式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这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数据涉及个人隐私。隐私和便利性之间如何取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构，所有的规则要重写，法律也要重定，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变化。

在数字化趋势下，按照传统方式看待经济形势，毫无疑问已经不成立了。现在GDP统计中，很多数字经济不一定能统计进去。许多传统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了，比如某个地方有一些特色食材、特色食谱、特色做饭做菜的方法，现在可以通过视频传播出去，如果大量的粉丝喜欢看，就变成可交易的资源。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像很多网红。我在中央电视台无意中看到一个网红，他有一个天赋，就是很会唱歌，但是他不喜欢读书，所以初中就不读书了，自己在网上唱歌给粉丝听，他的粉丝到了一百多万。把他的音乐天赋直接变成资源，销售出去，这在传统实体经济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用传统方式，他的音乐天赋想变成可交易的资源，他就要上学校，要到音乐厅，在实体空间给大家演唱，得到大家认可，才能出售门票，形成经济活动。但在数字革命的趋势下，他实现了年收入一百多万元。就是说，很多传统经济学框架下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呈现出来了，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了。但这些并没有统计到GDP里，因为现在的统计是基于工业化时代的统计，是基于工业社会的固定关系和经济活动形成的统计。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很多不可共享的东西变成了可交易共用的资源。我到广东看到一个例子，就是私家车位。在传统经济框架下，私家车位是一次性成交，买完这个车位就是你的了，相当于一个财富存量。但在数字经济下，可以重新把这些财富存量激活。有人专门做这种私家车位的交易，因为车位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被权利人使用，车在移动，私家车位就有空出来的时间，闲置时间可以让其他人来用，把这个使用权让出去，就变成一种可交易资源，实际上就是把财富存量撬动了。当然，数字革命离不开数字金融，如果没有移动支付也做不了。没有这种大数据平台，不能把可让渡车位使用权时间的信息上传到平台上，别人看不到也就没法交易。在数字经济下，这种数字平台把很多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都变成可交易的资源，把闲置的财富重新撬动起来，使整个财富存量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以，在数字经济下，我们要重新思考现有的财富存量怎样通过金融手段，利用数字技术，重新激活。

其实，我们现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在物理空间里，这些财富大量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现在所谓的共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只是刚刚起步。将来，这种变化会越来越大，财富存量资源的利用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这个来源看似来自财富存量，实际是来自于虚拟空间。没有虚拟空间，就无法形成供需匹配。所以，未来的这种增长，不是来自于实体本身，而是来自于在实体基础之上的虚拟空间，与传统逻辑完全不同。

（二）新的分析框架：基于预期与行为

我们现在看经济形势要用新的分析框架，但这种新的分析框架并没有搭建起来。这种新的分析框架基于预期与行为，预期指向未来的，行为基于当下该怎么办。其实，所有的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是你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样的未来预期，然后你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把现在的行动跟未来关联起来，而不是跟过去关联起来。“过去”已经变为沉没成本。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机构，其实都是在努力跟未来关联。但是我们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更多地强调跟过去关联，找历史数据，十年不够找二十年，二十不够找五十年、一百年。从所谓的长周期、长趋势去看，一百年有一条趋势线，五十年又有一条趋势线，二十年可能有另一条趋势线，这样的分析有它的历史价值，但相对于现在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的世界而言，价值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新的分析框架去认识这个世界，经济形势是我们自己构建的结果。按照这个新认知、新逻辑，经济形势会怎样，取决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从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改革，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它不能脱离于人的活动，从这点来看，我们不要把这些宏观政策、改革措施，看成是我们在适应这个客观规律，实际上是我们去构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某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律是我们构建的结果，不是先天的存在。

这种新的分析框架，基本的认知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基于这个大的认知观。世界的确定性只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是我们构建的结果，不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自然科学以及我们中国，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现阶段的经济我们称之为新经济，以数字革命来说，可以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不是说某个行业某个产业，就像工业经济一样，不仅仅说工业是某几个行业，服务业其实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工业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农业经济不等于没有手工业，工业经济也不等于没有农业，只是农业变成了基础。我们讲数字经济并不是否定工业。工业经济时期，我们一直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了数字经济阶段，工业和农业一样，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新的增长点或者发展的内在潜力在数字经济。这就是趋势。

这个趋势是技术革命，是人类创新活动形成的。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刚才讲的虚拟化，其实跟金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说新经济就是数字经济中嵌入了重要趋势，就是金融化。经济的金融化，导致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融合。首先是微观上融合，比如说公司财务和公司金融在融合。以前公司财务就是公司财务，没有公司金融这一说，但现在公司财务被公司金融所取代。微观金融学就是过去讲的企业财务学与公司财务学。在金融自身，过去是货币银行学，现在取名金融学。货币学、银行学过去是分开的，而现在把货币学和银行学统称为金融学，而不叫货币银行学。过去国外很多教科书叫货币银行学，现在都叫金融学了。货币是央行管的，跟金融机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整个金融，金融学、经济学，微观上开始融合，宏观上也开始融合，经济运行的逻辑越来越被金融主导。

经济运行的逻辑，从大的方面讲跟过去有所不同。在数字经济下，经济运行新逻辑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货币问题。货币的基本问题，就是货币是不是中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逻辑。就像美国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国为什么敢这么做？实际上是它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变，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如果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这么做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按照传统逻辑，这样做只会造成通货膨胀，不会有任何作用。美国之所以这么干，实际上是它改变了假设前提，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如果没有这些效果，它就不会通过财政方式来增发货币。当然还有现实的观察，就是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所以整个经济运行的大逻辑，就在货币这个支点上变了。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是短期中性还是长期中性？还是长期、短期都是非中性的？这就成为经济运行逻辑的分水岭。国外越来越趋向于相信货币是非中性的，不仅短期是非中性的，从长期来看也是非中性的。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代货币理论出现以后，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

那我们应当怎么选择呢？实际上，这就是经济运行的逻辑，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跟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已经不一样了。过去是基于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的一套观点，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独立的货币政策操作，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在此基础上还有财政政策。所谓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等等宏观调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但现在这些东西都在改变，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变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变了？工业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物，靠资源要素的投入。过去经济增长就是通过市场化推动工业化，进而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新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加上金融化，它的大逻辑从物变成人。过去在工业经济下人是被动的、依附的，现在人是主动的，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创新、人的技能、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形成新经济的基本逻辑，叫大逻辑。这跟我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去发展，最终落脚到为了人民。我们的执政理念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将此转换成学术理念，那就是发展要依靠人，依靠人的创新，依靠人素质的提高，依靠人能力的提升，依靠人的知识，总之就是靠人去推动发展，实现发展，最终是为了人。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变了。

从治理角度，过去讲经济宏观调控，现在讲经济治理。治理的大逻辑变成风险，包括金融风险。风险是指向未来的。要防范化解风险，首先要有风险理念，有了风险理念，面对的某种风险可能就消失了。为什么这样说？风险指的是一种虚拟状态，不能按实验物理科学的方式去证伪。实验科学是在实体的物理空间进行，而风险恰恰进入了虚拟空间，这是一种虚拟的理性，虚拟的分析，虚拟的逻辑，跟传统的形式逻辑完全不一样。形式逻辑遵循的是二值逻辑，是与非，要么是，要么不是。而进入这种虚拟逻辑，既是又不是，又不是也是。量子力学里讲量子的两种状态，其实就类似于虚拟逻辑，就是既是又不是又是，大量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人在观察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不观察的时候又是一种状态，这不是仪器的问题，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与人的观察相关联。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从本质上说都是“构建”的。从哲学来看，我们看到的都是构建的，构建了什么，就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什么。物理学家们说，你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就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所以，经济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就是风险问题。

过去，我们没有治理的概念，只有管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担心发展太慢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治理的逻辑，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其实都已经变了。发展的逻辑指的是我们可以构建的一种长期趋势，运行的逻辑是当前的状态，治理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包括制度、体制、机制怎么去改进，这都属于治理的范畴。治理的核心逻辑是风险。按照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要从风险的转化和演变来看待经济指标的变化和内涵。

金融发展问题其实更为复杂，在数字经济加持下，金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虚拟化。微观层面上的实体交易、金融交易在融合，宏观层面上也在融合。经济学、金融学融合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构。现在，国家教育部也在重新组织专家、高校精英们编写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包括中国的金融学、中国的财政学，这是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去考虑。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进入了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很多东西需要创新，需要原始创新，再跟着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和基本逻辑走下去，就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也无法指导中国的发展。所以，要跳出原有体系，进行“破坏性创造”，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但是太难。这个时代处于大变局、大转折时期，往往会有新的理论出现。

（三）当前经济的新特点

前面讲的更多是基于认知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形势，没有具体涉及下一步会如何。

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讲，我们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经济下行风险挑战变得严峻了。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我们的经济在快速恢复，但并没有真正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比如说旅游业和服务业仍受到明显冲击。其实这里讲“恢复”只是从增长的速度来看的，很多东西完全用“恢复”这个概念去描述、去论证，可能也存在偏差。既然到了新阶段，为什么还要往前恢复？这还是物理学思维。2020年疫情冲击使经济掉下去了，砸了一个坑，现在要把这个坑填起来，填平之后再有所增长。其实现在的低增长，是按照传统统计得出的结论。GDP统计里，可能有水分，但也可能有漏统，就在刚才我说的新经济、数字经济里。但总的来看，我们是低增长态势，不是以前的那种高速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跟以前比，大概2000年以来，差不多翻了十倍。我们的M2和GDP比，在世界上也处于前列，但通胀却又不太高， CPI曾经因为猪肉的价格拉上去了，现在又因为猪肉的价格拉下来了，整体上没有出现通胀。

最近，大家看到原材料价格在上涨，有人说是疫情冲击，全球供需不匹配导致的。这是个抽象概念。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需不匹配，带来物价上涨，像铝、铜、钢铁等材料价格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很快。但是我们内需又不足，所以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求不足，CPI并没有涨，但PPI在一个劲地涨。有的人说这是输入型的，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是美国放水造成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这都是基于传统理论的分析。按照传统原理，比如说美国放水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其中假设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物价肯定上涨，自然而然形成这么一个逻辑推论：货币超发，物价上涨。

问题是美国超发的货币给谁了？是谁拿到这个货币形成需求使价格上涨？其实需求没涨，中国的内需仍然不足，仅仅是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上涨。我们国家中游、下游的需求并没有明显变化，投资需求乏力，那为什么上游价格上涨？其实，这里更多的是预期因素引发的风险判断，风险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3060目标”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讨论最多，而这些上涨的产品都是高碳产品，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意味着高碳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产量下降，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价格会涨。“价格会涨”首先不会表现在实体领域，而是表现在虚拟领域，就是期货。我们去分析这些方面的期货跟现货的价格关系，发现价格曲线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往往是期货领先。经过延伸进一步研究发现，期货的价格在引领现货的价格。当前在用“炒作”这样一个老的说法来描述这种现象。这说明传统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就不完全成立了。以前讲的供求关系是实体的，供应与实体的需求决定价格，这个价格是实体空间的价格。在虚拟空间里，期货就是在虚拟空间里，这个价格是虚拟的需求、虚拟的供给，它不是实体交易，不需要实体交货，是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按照传统经济学供应与需求来决定价格，还是说有新的力量加入，而且越来越大，在左右价格？实际上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越来越金融化。

金融市场的定价金融化好理解，现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机制也越来越金融化，这反映了经济金融化程度在加深。经济是从货币化再到金融化，再到数字虚拟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利率偏高，跟国际形成反差，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同时又是高利率国家。国外是低储蓄率国家，同时又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负利率国家。这按照过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没法解释。高储蓄说明资金很充裕，我们的资本过剩还向外输出，对外投资有一段时间是井喷式增长，说明我们不差钱。那不差钱为什么利率还那么高？西方国家储蓄率很低，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储蓄率低说明资金少，资金都是来自储蓄。资金少，为什么利率还很低？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扯不清的问题，就是资金到底是由货币供应决定的，还是由储蓄决定的。从储蓄角度，根据发展经济学，积累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储蓄率，如果当年的收入都吃光花光了，就无法积累资本，这是个常识性问题。收入减掉消费剩下的就形成储蓄。储蓄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多。

现在讲资金，又和货币关联起来了。我们老说流动性是否充裕只看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与储蓄率高低无关联，那货币还是原来假设为中性的货币吗？实际上已经变了。如果货币不是中性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杠杆率呢？现在很多问题是难以解释的。但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资金很充裕，储蓄率很高的现象。先不说虚拟的，先说实体的。只能说我们金融运行体系的效率偏低，金融运行的成本偏高，导致利率高。金融机构也得挣钱，这些成本加到销售里，得靠更高的利率才能消化这些成本，以高利率去消化高成本。以前把这些通道、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说成是环节太多，造成高成本，每个环节加一个点，导致利率很高。有正规金融在，为什么又衍生出影子银行？其实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我们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还有相对浓的行政色彩，金融机构尤其是大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自主性、独立性需要改革去提升。

（四）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包括我们国家跟世界经济特点相吻合的内容，也包括不吻合的内容，比如高储蓄、高利率，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我觉得现在很难轻易下结论，出现了很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再抱着传统理论、传统分析框架来解释当前经济形势、经济发展，来制定宏观政策，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刚才我谈到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就涉及货币是不是中性的，其实也就决定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如果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就会出现通胀；如果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多了可能会带来供给的增加，不一定会带来通胀。如果货币本身作为一种资产，不仅仅是在企业意义上的货币，像现金作为一种资产，而且在宏观意义上作为资产存在，而不是负债，那么货币存在的逻辑关系也变了。到底怎么去定义货币，成了一个新问题。

还有零利率、负利率、负价格，这在过去的经济学、金融学里是不可想象的。交易价格顶多为零，怎么能出现负数呢？用供求关系是无法解释的，但用风险定价能够解释。交易是双方的，有的之所以倒贴钱把这个东西卖给你，实际上是基于风险的判断。中国发行了40亿欧元的境外债，其中，5年期债券的发行收益率为-0.152%，意味着作为主权债务，我们不但不用付利息，人家还要倒给钱。这就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公共风险水平急剧上升的条件下，中国提供的产品是无风险的，而其他的看起来有收益但风险更高，还不如持有中国的无风险资产，就算倒贴一点钱也愿意，这叫风险定价。

风险定价非常复杂，其中还涉及货币与赤字问题、货币与政府债务问题。在发达国家，美国基本上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了；欧盟虽然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没统一，谈不上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英国也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央行的独立性在逐渐弱化，所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过去是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这种协调逐渐不复存在了。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一体化了。我们现在坚守的这套东西跟国际比较，国外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当然，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它未来的风险以及后果，就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搞量化宽松，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肯定会带来严重后果，全球的通胀，甚至有人认为会带来美元自身的崩溃。但从2008年以来的实际情况看，美元越放水越有吸引力，一有风吹草动很多资金就往美国流，兑换成美元资产。因为从世界货币来看，美元是无可替代的；从经济地位来看，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美国。哪怕它再放水你也别无选择。

顺着这个逻辑去分析，可能只有美国人能这么干，其他国家都不能，这被认为是一种特殊情况。换成日本，日本是最早搞量宽的，一个劲地追求通货膨胀，但通胀一直起不来。日元是有一点国际化，但跟美元相比，还谈不上是世界货币，只是世界货币一篮子里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日元大放水却没有出现理论预见的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实际上都需要重新去解释。过去说财政不能透支，那现在财政能不能透支？这就涉及增发的货币是不是人民银行负债的问题。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白纸黑字写着发行的货币就是负债。问题是这个负债要归还吗？什么时候需要还清或者减少这种负债？实际上它不但不会减少，不但不用偿还，还会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央行资产负债表会萎缩吗？只要央行存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就会越来越多，那也就意味着教科书上写的央行发行的货币是对全体人民的负债，这话是不成立的，它不符合债务的定义。那不是负债是什么？有人认为这是国家资本。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有道理。货币是基于国家信用发行的，货币发行收益，换一个说法叫铸币税，当然是国家收入。那怎么给国家用呢？这些问题都没整明白，现在是一笔糊涂账。这实际上涉及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财政与金融的关系等问题，非常复杂。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讨论，不仅涉及很多理论问题，也涉及现行的体制问题，还有很多政策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市场媒体说一个是“央妈”，一个是“财爸”，好像这两口子总吵架，所以只要一涉及财政和金融关系问题，市场上就琢磨，看来“央妈”和“财爸”又要拌嘴了，所以很多事情没法说。

在新经济中，在新的发展阶段，财政和金融的关系，尤其是和央行的关系、和货币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需要新体制去构建财政和金融的关系、财政和央行的关系以及财政和货币发行的关系。从数字化趋势来看，我们观察当前经济形势，更多要从数字经济来看，因为经济发展的潜力在这方面，而不是传统的工业经济。这里讲的传统工业经济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工业经济。如果工业经济通过互联网，形成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虚拟和实体的叠加，那工业经济就升级到数字经济了。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都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基础，再加上数字基础设施，这叫新的基础设施，用来支撑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是以虚拟化为特征，这跟马克思讲的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类虚拟是相对于实体而言，实际上需要一些新概念去表达，我也没提炼出合适表达的新概念。

总之，我们现在发展的潜力是在超越物理空间、不受时间限制的虚拟空间里。制造业中的虚拟制造、智能制造，现在作为技术形态呈现出来，以后会越来越重要，决定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虚拟制造可以大大降低实体制造的成本，提高效率。以后的经济、金融将会越来越数字化，经济本身在金融化，在组织形态上平台化，工业经济原有的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变，变得小型化、分散化和个性化。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对金融的理解，我觉得要有新定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我们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存量起到激活作用。就像我刚才举的车库车位的例子，这些车位像房子一样，是财富存量，把这些财富存量激活了，我觉得这是金融应当发挥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开发性金融就是要把这些不可交易的变成可交易，把原来存量的转化成新的流量，就是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提高效率。所以，在存量上做文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的存量越来越大。我们不能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只注意增量和流量层面。因为现在的经济学是建立在流量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的分析是流量分析，对存量的分析极少，只是偶尔涉及。GDP就是一个流量，其实从存量来看，GDP是财富存量的增量而已，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了独立的东西来看待，以后我们要从流量与存量相互转化的视角去看待当前的发展，现在的分配问题、共同富裕问题，其实都与财富存量的规模、结构、形态、占有和使用有直接关联。

我们谈收入分配，只是从流量的角度去谈贫富差距，要是从存量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其实从物的角度去看是一个结论，从人的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个结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基于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的消费；对国家来说，保障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费，也就是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医疗等方面，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二、经济形势与公共风险的关联

 

公共风险是分析经济形势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物，或者参照系。是否放在公共风险中去看经济形势，结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涉及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涉及行为模式的问题，涉及是用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还是用“风险-成本（收益）”的新方法来分析，涉及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政策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我们按照传统的理论框架来决策，有诸多的局限性。不看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传统政策未必有效。以后的决策和政策措施，更多要根据风险情景来采取相应的基于预期行为模式的政策措施，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三、金融风险防控

 

（一）金融风险的两个层次

金融风险防控的关键，是把金融风险分成两个层次，不能笼而统之地说金融风险。一个是微观金融风险，一个是宏观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风险由微观主体承担；宏观金融风险也就是公共风险，由政府承担，或者由政府承担防范化解的公共责任，这当然离不开央行。当前最大的金融风险不在于金融自身，而在于金融化过程中的各类资产负债表状态和经济行为，以及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状态关系。

（二）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理

我刚才说了经济金融化，金融与经济在融合。但在监管上，我们努力把金融和实体经济切割开来。越来越融合，就说明越来越没有边界；边界越来越模糊，就越来越难定义金融业。按照传统的分类，可分为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

现在，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理遇到了新难题。微观审慎监管失效了，按照现有的资本充足率、一级二级核心资本，按照这些风险资产去对金融机构进行监测，即使达标了，金融危机照样发生，因为管住了微观，不一定能管住宏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微观审慎监管失效了，然后提出宏观审慎监管。但现在似乎找不着抓手，就落空了，所以又回到微观。微观监管现在不是仅仅满足于设置很多很多指标，而是要求达到这些指标，而且是要对它的行为进行监控，所以现在强调对微观行为进行监控，但也很难说是否能管住宏观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三）开发性金融风险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关联

与开行密切相关的，就是开发性金融风险与地方平台投融资的关联。地方投融资平台到底是什么？与现有的带有公共色彩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问题现在都不清楚，以至于也不清楚现在地方隐性债务的会计基础是什么，只有自己设计的一个就债务论债务的统计。我觉得，政府债务，尤其隐性债务的会计基础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缺失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表能不能并到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并不并似乎都有道理。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并不是都能并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的。那么，单独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能不能像西方国家的公共企业那样对待，并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投融资平台也是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怎么跟它并表？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怎么编，其实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这跟私有制国家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的、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不一样的。

大量的国有企业，还有大量为政府提供服务、搞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企业，跟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关系？全国人大要监督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国有资产包括企业国有资产、非企业国有资产，就是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资源性资产，以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这是从所有者角度进行监督。当然，大量的资产资源是分布在市场主体中的，所以既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简单并入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也不能把企业的负债当成政府的负债。但它们之间又有关联，这种关联如何界定清楚或者捋清楚逻辑关系？因为说不清，所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要么就推给企业，这是现在的普遍做法；要么就是问题大了，由政府揽过来。这种钟摆式的推来推去，导致开行在向地方政府贷款时，也面临不确定性问题，没有结论。

地方投融资平台有多层属性，所以它的风险也是多层的。它一方面受政府委托，是一个受托主体，从所有者角度，它是政府的。同时它又是民事主体，但是又承担一些相应的公共责任。公共主体的法律关系和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而政府也有双重职责，作为公共主体，承担公共责任；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义务，当然也有民事权利。作为民事主体，政府跟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平起平坐的；作为公共主体、行政主体，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对行政相对人来说，那就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关系。所以，在一些PPP项目里，政府一会作为民事主体跟企业跟社会资本平等地签订合同，所以是民事契约关系；一会又以履行公共责任的名义，作为公共主体出面撕毁与社会资本的合同。所以，打官司时是打行政官司还是打民事官司？这个问题在法律界也争得不可开交，没有结论。所以，关于PPP的立法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这些都是新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些不确定性的问题，使投融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国家有个优势，就是政府承担公共风险。一旦变成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就由政府兜底。但政府不能总买单，政府有防控金融风险的职责，而不是简单的去买单。当然现在不需要财政买单了，央行可以直接用基础货币买单。那央行买单的行为用国家治理的要求来衡量，是否合适？央行买单用的是什么钱？基础货币是不是货币发行收益？货币发行收益是不是属于国家收入？国家收入按照法律规定是不是应当全部进入国库进入预算？按照《预算法》要求，政府所有的开支、收入都必须进入预算，否则违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就面临法律问题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结论，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企业的、政府的和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它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会计准则包括政府会计准则，不能简单地与西方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