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静 范亚辰

               2020年第37期（总第689期）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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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人的安全健康生存和高质量发展而不断释放居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内生活力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的重中之重。而单纯依靠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释放巨大国内消费市场潜力。扩大居民消费是结果，能否达成预期需要综合条件支撑。这本身是一个大循环体系建设问题，需要依托产业带动就业，提升经济增长预期进而增强居民消费预期，推动生产消费精准协同。为此，应着力强化消费能力建设，依托数字化转型优化创新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质量标准、创新动态监管，差异化精准施策，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转化更有价值的终端消费。

 

        一、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面临三大客观现实

 

（一）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购买力的消费能力支撑不确定

疫情对国际国内消费市场的强冲击及负面效应短期内难以彻底消解。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的新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随着复工复产及应急政策效应带动的二季度相关指标改善，各界对国内消费市场回暖复苏的信息日益增强。在全球疫情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国际消费市场低迷态势短期难以扭转的情景下，中国国内存量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和新消费市场培育扩张的长期趋势更加明晰。但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张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居民实际购买力并形成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尚未消除，其负面效应也并非短期的，中国居民消费市场短期难以出现报复性反弹和增长。

首先，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必然传导至就业进而影响居民对收入和消费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计算，3-6月份城镇失业人口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350万人以上，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近1%；考虑到疫情期间统计信息的滞后性，城镇地区的实际失业情况更不乐观。而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的失业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疫情最严峻的2-3月份，大批农民工难以外出务工，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旅游业和线下教育行业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行业，但也是疫情期间失业问题的重灾区。受此影响，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大幅下滑（见图1），对收入和消费的预期也急剧恶化。而6月以来疫情叠加汛情，加之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恶化进一步增大了居民消费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居民消费避险情绪加大，谨慎消费、持币待购成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的居民生活常态。上半年我国住户存款增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万亿元，住户贷款增量较去年同期减少0.2万亿元，其中一季度我国住户贷款同比下降33.15%，短期贷款更是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上半年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显著提升，表明居民超前和透支消费动力减弱。

 

  

      图1  2014年~2020年二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支出、社会零售额同比增速

    注：图中数据为未剔除价格因素的名义数据。

 

其次，我国住户部门负债水平不断上升形成了对居民消费的制约。2008~2019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从17.9%迅速上升至60.4%，增速远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且住户部门杠杆中的房贷等长期贷款占比较高，导致居民支出存在刚性，即制约了住户部门可拓展的消费空间，又对存量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压。

再次，短期刺激性消费政策运用不当也存在潜在风险。理论上刺激餐饮、文娱等消费增长在短期内有助于促进复工复产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但在我国居民消费收入比和杠杆率都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短期刺激性消费政策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当短期刺激性政策取得显著效果时，反而可能加剧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

（二）国内市场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匹配不精准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供给能力的大幅提高，基本解决了我国初级消费“有没有”的问题，推动了国内消费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是，也要客观的认识到，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对消费质量和消费体验的诉求越来越高。而我国在解决了初级消费“有没有”的问题之后，初级消费“好不好”以及中高端消费“能不能自给”的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导致国内市场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不能精准匹配。这一方面体现为我国基础性、生存性消费的安全性、健康性还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瘦肉精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类似事故频发。另一方面体现为中高端消费长期以来的过渡外部依赖性及其惯性作用还会延续，例如高端电子产品、精细化医疗器械、奢侈品、豪华汽车等产品高度依赖进口。

此外，现阶段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和国际消费品质量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国内消费品质量普遍低于国际消费品质量，甚至现国内出口商品质量高于内销商品质量的尴尬局面，例如伊利、蒙牛等企业向境外提供的牛奶质量要高于内销牛奶质量，同一产品两个质量标准。由此导致国内居民形成了国产商品质量差的印象，不仅削弱了国内商品的竞争力，还致使国际品牌商品的附加值远高于国内同等质量商品的附加值，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消费品品牌竞争力的打造和居民消费质量的升级。

（三）国内消费环境与居民消费转型的要求存在差距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是促进居民消费转型、提高消费质量的必要条件。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近百年的发展历程，造成国内消费环境的变化跟不上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要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质量的提升。

首先是消费理念、政府消费政策、监管方式等软环境与产业供给能力不匹配。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对现代化消费的概念也未形成共识。当前我国居民的主流消费观念仍是关注实物主体的传统消费观念，不太重视商品能否满足人的价值需求或带来特殊的消费体验，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存在一定差异，造成部分产业先进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同样，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消费政策、监管方式等落后于产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需求。当前政府出台的消费政策主要以刺激餐饮、文娱等消费为手段，着眼于短期内刺激消费需求，并未出台系统支持居民消费高质量转型升级和致力于长期扩大内需的政策体系，且存在部分消费政策不协同的问题。此外，受限于人员力量不足和信息体系不完善，政府对消费市场的监管以事后问题处理为主，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有待全面提升。

其次，与疫情倒逼消费数字化转型的速度相比，通讯、网络、物流等消费基础设施远远不足，且存在建设不完善、不均衡等问题。一是我国通讯、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线上消费快速发展，当现阶段我国尚未实现光纤和4G网络全覆盖，而且2019年我国手机网速仅排名世界第44位，较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二是城乡之间消费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的通讯、网络、物流等消费基础完善程度远低于城镇地区，不仅限制了乡村居民的消费质量，也制约了乡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二、激活消费需要着眼内循环而系统发力

 

首先，跳出消费才能激活消费。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能否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和结果是需要条件支撑的。就消费论消费，单方面依托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是难以从根本上激活这个“潜在市场”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巨大潜力不能转化成消费的交易行为，就谈不上市场。对此，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制定，要有清晰的认识，不宜盲目乐观。恰恰要以寻根问本的中医思维，立足目前消费市场乏力的病根，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流通链的多链融通，着眼供给侧和产业带动就业而打通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栓塞”和“梗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扭转生产引领消费或供给创造需求的传统认知逻辑，构建更加柔性和精准协同的消费与生产间关系，实现两者相互促进的可持续良性循环。

其次，跳出短期直接刺激才更持续。依托政府消费政策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有的发现金、有的发消费券。不论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其刺激效应是不可持续甚至存在风险。为此，要跳出短期、直接刺激的惯性思维，构建短中长期政策体系相衔接，直接刺激与间接刺激相结合的新时代价值型居民消费体系。例如把对消费者发放的消费券转化成培训券。消费券表面上可以解决短期吃饭问题，而培训券则事关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创新形式，各有侧重。

再次，从重物消费转向重人发展的消费。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新时代消费的核心是人，而非商品。所以新时代消费更加注重人的多层次需求和价值实现，以数字化赋能而更加多元开放，实现对消费者动态需求的满足。打造围绕“人的价值实现”的消费文化、消费场景、消费模式、消费结构、消费政策协同集成创新的新时代消费体系。首先应培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以“人本、理性、共享、开放、多元、发展”等理念为核心的价值型消费文化；其次是顺应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推动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形成新时代消费的基础；第三，应与供给侧转型升级相协同不断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最后应着力打造更加系统、协同、长效的消费政策体系，凝聚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等多方力量催生新时代消费体系。

 

        三、多措并举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具体建议

 

（一）依托产业带动就业进而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和能力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根本措施。短期内，政府应按照稳就业保就业的思路保障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居民消费能力，例如可利用税收延征、贷款贴息、就业补贴等措施促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稳定存量就业岗位，防止大规模裁员现象出现。长期中，政府应着眼于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居民就业水平提升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一是依托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而拓展居民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切实提升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增加劳动收入，尤其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长；二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二）依托数字化转型而不断创新优化消费软硬环境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各级政府应依托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促进消费软硬环境创新优化，努力形成重视消费安全、鼓励居民消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氛围，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一是加快建设数字化监管体系建设，搭建消费信用平台、产品安全全生命周期追溯平台、消费者维权信息化平台等机制，维护消费市场的基本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应携手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创新，全面提升居民家庭信息化水平，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为数字化消费提供重要支撑。三是依托各类数字化平台实现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激发居民消费意愿。

（三）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而不断提升消费标准体系

高标准、强约束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是优化市场供给的必要条件，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从源头优化商品供给。一是应加快建立政府强制性标准与市场主体自主标准相结合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提升消费品市场准入门槛，鼓励生产企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实现以标准提升促进商品质量提升，搭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信纽带。二是大力开展高端品牌建设，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跑者”标准，引导其他企业向领先标准靠拢，进而带动整个行业商品质量的提升，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三是加快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外领先标准接轨乃至超越，扭转出口商品质量高于内销商品质量的尴尬局面，消除对国内消费者的产品歧视，助推境外消费回流。

（四）对不同收入群体差异化施策而真正激发消费活力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激发国内消费活力的基本举措，但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针对不同人群的消费特点而差异化施策，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真正激发国内消费活力。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差，消费结构具有刚性，以基础生活消费为主。因此，应依托社会保障和就业措施等稳定其收入水平，保证基础消费的数量和安全。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以基础消费为主。因此，应综合利用就业政策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结合发放通用型消费券、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和条件、增大定向消费券补贴力度（主要考虑对定向产业的支持）等措施增强消费能力，重点增加基础消费的数量、提升基础消费的质量。

较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较强，以中端消费为主，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消费空间。因此，可通过增大定向消费券的补贴力度、降低定向商品消费贷款利率或进行贴息等措施，引导较高收入人群在提高中端消费质量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端消费拓展。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相较于自身消费需求而言十分富裕，但由于高端供给不足导致其富裕的消费能力不能有效转化成实际消费行为。因此，应支持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推动高端供给的转型升级，刺激高收入人群增加高端消费数量，发挥其在消费领域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国内消费升级。

 

             表 1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政策侧重点及措施

 

  

注：参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低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群体；较高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群体；高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群体。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